进城的树

杨绍碧

城里的树，在这个城市的林荫道上、广场和公园里无声地站立着。见证了这城市的繁华流转，目睹了都市人类潮起潮落似的情感纠葛，亲历了都市夜空的霓虹闪烁，连自己本身也作为一个个体，被纳入城市纵横交错，阡陌交通的版图之中。

现在，街头巷尾，只要是新改扩建过的，遍植行道树，一条路一种树，一条街一种树。城里的树大多都是为路而活着。路宽了窄了，它就跟着左右移动；路长了短了，它也跟着前后移动；路有了没了，它就只能跟着生死移动。规规矩矩地站在马路的两边，在自己的尺寸土地里，把根使劲儿地往地底下扎，搜寻钢筋水泥下能够伸展的空间。它们默默地呼吸着污浊的空气，承受着喧嚣的噪音，而又可怜兮兮地站在那里。

城里的树大都是从乡下来的，有的还是走出大山就移居城市的。进城那时，它们几乎都像得过一场大病似的。我看到那是一些被砍了头、削了胳膊的树，被砍和削的地方被塑料薄膜严严实实地包扎着，俨然从战场上下来的伤兵。在那之后，我又不止一次地看过，那些不懂看病的人，在给它们剃头，瘦身，淋浴，然后剪掉他们作为一棵树的威仪，把它们打扮得漂漂亮亮、潇洒倜傥，一棵一棵都像一对对孪生兄弟，胖瘦、高矮、性格都一模一样。

城里的树一场大病之后苏醒过来，个个好像白领似的，觉得生在城里就有三分福气，一般的人是不随便接近他的，连鸟也不敢与他为邻，顶多是在他的头顶上歇歇脚，没有几个愿意在那里安家。有的估计一辈子连鸟的叫声也没听到过，更谈不上闻一闻鸟粪的味道了。它们已经麻木了，麻木到少有自知之明了，因为它们已经忘记了在乡下、在大山的快乐。

看着它们，我想起我那遥远的小山村里的树。他们比我们村庄里的任何一幢楼房都要高，村头上，田野里，威风凛凛地站在那里，使每一个走过他身边的人都要对他敬畏和仰望。而这些进到城市里的树就惨了，楼比它高，高十几甚至几十倍，它矮小，不显眼，也不张扬，因为它无法张扬。

城里地皮贵如黄金，留下那小小的一块让树扎根、成长。往往是树根之外都被水泥浇铸，而树叶却年年绿了又黄，黄了又绿，昭示着四季的轮替，可谓“茕茕孑立，形影相吊”。有些树因为长在路边，靠路面的一侧枝桠全被砍去，你若留意看去，那是一种怎样无奈的风景啊！而树干上又常常贴满招聘、治病、搬家、办证等等一层层的广告，像牛皮藓一样滋生蔓长。

这和乡下的树截然不同。乡下的树有站着的、有蹲着的、有躺着的，还有挽肩搭背卿卿我我的，五颜六色的姿势有点像城里年轻人在大街上谈恋爱，搂搂抱抱的熟视无睹。乡下的树和鸟是好朋友，和孩子们也就成了好朋友。乡下的树下，常常坐着一家人，吃着饭、喝着水、聊着田里的庄稼，谈着地里的事情，看着能看见的路上过来过往的四五个人和鸡鸭牛猪，三言两语，一笑了之，其乐融融。树静静地听着，不时和风一起发出一些笑声。日子长了，树就成了家中不可缺的人员，树的根听着听着就调皮地从地下偷偷冒出几截来，又不好意思地钻回地下去，一不小心在地面上留下一截半截的，被人抓住了把柄，作了天然的凳子或者拴牲畜的桩，牛呀猪呀狗呀什么的也成了树的伙伴，这时，树下的热闹会惊动树上做窝的鸟，不高兴时一泡鸟粪就会落在谁的头上，那就更热闹了……

城里的树，他们虽然居于城市，但始终只是一棵树，不会变成城里人，他们，顶多只能成为城市的一棵行道树，只能是靠在边上观望这座城市而已。一到春天，乡里的树都要开花，而它们却那样的呆板，就是长点绿叶，也是土里又土气的，裹成一团，见不得大世面。一到秋冬时节，黑不溜湫的果实像虫屎一样往下掉，谁受得了？因此，广场上的黄葛树还必须经过嫁接，要开花，要常绿叶，要有好看枝条，但不能结果，否则，就要被请到阡陌小巷或是边远次要街区。

少年时常去山沟沟里砍柴，剁几根树上干枯的枝杈，拾一些大树下枝叶，而对于大树本身，是油然而生敬意的。爬上去掏个鸟窝，躺在树下躲躲太阳，大树、高山、劳动着的孩子，那是山里的一道风景。可现在，在山区农村生长了十几年几十年的大树，说搬就被人上百上千上万的钱买进了城里，移进了道旁大街小院。

城里也许是多了一点绿意，可山区农村是不是就缺了一片天呢？这种事说轻一点是不公平，说得重了，那是不是城市对乡村的剥削呢？

作者：杨绍碧，四川省南江县政协党组成员，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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